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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日报 刊登《孤独百年》书摘

   新闻来源:北京日报   创建时间:Mar 23, 2016  

王海晨教授将他刚刚完成的《孤独百年——张学良的思想人生》发给了我,让我找毛病、提意见。作者以“孤独百年”作为这部思想评传的主标题,并非只是匠心独具,而是他“走近张学良”后的准确把握和定位。书中通篇皆是心灵考古,在理清了张学良思想来源的基础上,考察了张学良的国家观、日本观、战争观、两岸观、历史观、宗教观,并最终得出结论:张学良思想人生的最大特点是“孤独”。

历史人物,能不能名垂千古,要看他是否引导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。张学良作为历史人物,他的政治生涯只有八年时间,但却经历了东北易帜、“中东路事件”、中原大战、“九一八”事变、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转折事件,每一次转折都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张学良在这些事件中都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,表现出一种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。这种担当精神,有的让他获得荣誉、地位,如实现东北易帜后,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、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、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;有的则让他头上的光环更加耀眼,赞美声不断,如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后,高升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。人们更称赞他:“巩固边防,劳苦功高!”“是和平息戈的使者!”“是国家统一的表率!”然而,这种担当为他带来的光环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脱落,对他的赞美声,则变成责骂声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张学良背上了“不抵 抗”的罪名,一背就是半个多世纪,在这期间他不争不辩,也没有条件争辩。他说“用不着跟他辩”,毁誉由人,说骂由你。这种承担更表现在蒋介石去世后,当张学良有权利开口说话时,“九一八”事变的主要责任人蒋介石不在世了,他可以讲出“不抵抗”政策的来龙去脉。然而他不仅没有这样做,还明确地说,“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……‘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’,是我下的指令,与蒋介石无关!”张学良不去讲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总政策,而强调是他下达的不抵抗命令。这样做既符合历史事实,同时,又(在人格上)保护了他自己。不为自己的错误找客观理由,进行辩解。这种行为让他选择了承受“孤独”。

不管张学良主观上是否要洗清“不抵抗”罪名,在事实上也难以洗清。“罪名”让他“孤独”,而“功名”同样让他更加“孤独”。

西安事变,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,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,以兵谏的方式,逼迫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主张。事变是以兵谏的方式开场,以和平的方式完成。无论是兵谏的开场式,还是和平的完成式,都展现了张学良的担当精神。他冒死将天捅了个“窟窿”,又冒死去补这个“窟窿”。他捅“窟窿”和补“窟窿”,都是为了达到成就“大我”的目的。这种担当,成就了中华民族的“大我”,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。

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: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。”也有的评论说,西安事变改变了一个国家、两个政党和三个人物的命运。对后者的评论,站在不同角度可能有不同的解读,但对张学良成就“大我”的状态都是持肯定的态度。

西安事变采取兵谏的方式,应该说不是最佳的途径,但却是当时不得已的唯一选择。选择这种非常的方式,改变国家近代以来混乱的惯性方向,制止了内战的继续;停 止持续十年的内战,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出现,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完整和统一的国家形象,一种团结和自觉的民族精神;避免了国家和民族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由此,张学良便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“千古功臣”。

而这位“千古功臣”,却因此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,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。人们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普遍认为,如果张不去南京送蒋,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但这不符合发动西安事变实现共同抗日的初衷,张学良对这种命运是有心理准 备的,但又极力地向好的方面去想去设计。他说:“我这次冒生命危险,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,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。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,放我回到西安,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!真可惜,一出极好戏竟演坏了!”

选择冒死抓蒋,是为了改变蒋的内战政策;选择冒死送蒋,是为了让蒋更好地领导抗战。这种忘我的担当行为,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。

然而,蒋介石没能和上张学良这“一送”、“一放”的“好戏”。这样,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,让张学良陷入了长久的“孤独”之中。

总之,考察张学良的思想人生,立意“孤独”,切中了要害,抓住了本质,由表及里,拨云睹日,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张学良。

(作者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。本文根据作者为《孤独百年——张学良的思想人生》所作的序言编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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